张懿
摘要：马克思人学生命观聚焦于超越生命奴役、实现生命丰盈与自由这一核心议题，其形成与发展蕴含鲜明的问题意识。它并非抽象思辨的产物，而是在批判性扬弃古代自然主义生命观、中世纪神本主义生命观以及近代人本主义生命观的基础上，在立足社会现实与时代需要的前提下针对旧生命观实施的一场历史性变革。该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生命存在的抽象化、碎片化困境，系统剖析了异化劳动作为生命困局的根源与作用机制，并提出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扬弃私有制、复归生命总体性这一变革方式。由此，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以实践为一以贯之之道、以人的整体性生命存在为价值旨归，创建了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科学人学生命观。马克思人学生命观彰显了自然性与类特性、社会性与历史性、文明性与进步性相统一的辩证特质，为理解现代性境遇中的人类生命提供了多维视角，启示人们准确理解和把握人的生命活动本质与规律，推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人学生命观；现代性批判；人的整体性生命存在；类本质；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人学生命观的形成与发展深刻植根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本质和现代性悖论的批判性反思。这一思想体系超越了西方传统生命哲学的片面性，在扬弃古代自然主义生命观、中世纪神本主义生命观、近代人本主义生命观的基础上，构建了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以实践为一以贯之的核心范畴、以人的整体性生命存在和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的科学理论架构，揭示了人之生命是自然性与类特性、社会性与历史性、文明性与进步性的辩证统一体。虽如今已不是马克思生活的年代，但从世界的现代化历程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当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人学生命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但是也面临着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2]的重大时代课题。因此，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全球风险交织的新境遇，系统激活马克思人学生命观的当代价值，揭示其不仅是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锐利武器，更是引领人类走出生存困境、实现生命丰盈的实践指南，既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人学基础，也可以为世界回应生命之问提供中国智慧。
一、人类生命观的演进与马克思人学生命观的创立
马克思人学生命观不是在头脑中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马克思基于当时的背景与历史境遇，对之前的生命理论继承、扬弃、发展和创新的结果，完成了对古希腊以来西方生命观的超越和推进，实现了生命观的变革。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对生命的理解和概括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内心困惑和思想意识水平，与社会发展程度紧密相连[3]（P413）。
（一）朴素直观：古代自然主义生命观
古希腊早期，人们处于对宇宙的素朴认知层面，探索生命问题也是从原初自然开始，恩格斯指出最初的希腊哲学家也是自然哲学家[4]。囿于科技发展和思想认知水平，当时人们未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力量，对自然界万事万物和奥妙现象充满着好奇、疑惑、惊讶，以为背后有神秘力量操纵，于是把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湖海等当作神灵盲目信奉和膜拜，并创造出“自然神”。实际上，它们不过是自然本身的表现形式，是人以想象力把“自然力”人格化而形成的“自然宗教”，“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5]。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大都偏重于自然生命研究，致力于从繁多的自然现象中寻找万物统一的始基、本质或规律，人被当作自然哲学问题考虑，“天事”和“人事”杂糅。泰勒斯认为水是普遍实体，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构成万物本原的是一种无限元质，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气是世界本原，毕达哥拉斯指出永恒流动的宇宙的源泉是数，赫拉克利特提出宇宙基元是火，以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等，基本上都是通过探寻外在宇宙本体来试图解释世界和生命存在，人与自然物的生命没被区分开。
（二）超验神圣：中世纪神本主义生命观
古希腊后期，一些哲学家将对自然现象、宇宙本原及规律的研究转向人本身，并引申和发展出人的精神与物质、肉体与灵魂、感性与理性、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分离的思想元素，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这些被进一步推演为上帝与世界的对立。“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6]这一时期的思想虽然把人从万物中拎了出来，却将人视为神的附属物，人的生命匍匐在上帝脚下，人性屈服于神性。宗教神学盛行，一方面是因为欧洲封建社会需要把它作为统治者的意志表现形式和掌管人们精神世界的工具，另一方面是人们需要在多灾多难时期寻求心灵慰藉。基督教神学对人之生命的认识主要有神创论、原罪论和天堂地狱说：神创论强调现实世界所有一切均是神灵的产物，人只为上帝且依附于上帝而存在，不具有自身的价值和独立性，人不能肯定自己，只有藐视、贬低自己才能获得上帝拯救和恩宠；原罪论宣称人类与生俱来带有原罪并滋生出各种罪恶，使人类难以自拔，要摆脱这种局限必须皈依信仰、赎罪修行、祈求上帝宽恕；天堂地狱说宣扬生前信仰基督、服从上帝的人才能在死后解脱、升入天堂，否则就会受到刑罚、坠入地狱。总之，神为主宰、人为奴仆，神性淹没了人性，人听命于神，人之生命被无情分割，神的旨意封杀和遮蔽了人的生命。
（三）主体性高扬：近代人本主义生命观
文艺复兴结束了中世纪神学的黑暗统治，把人从宗教神学的压制下拉拽出来，人的生命本性和主体意识逐渐被重视，西方社会进入人性觉醒和人文复苏时期。文艺复兴批判宗教禁欲主义，主张人按照本性生存，反对神性压迫人性，要求肯定人的价值、解放人的个性、重视人的尊严、恢复人的地位、保证人的权利。启蒙运动承袭了文艺复兴强调的人的价值和权利理念，继续高举人文主义大旗向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发起攻击和斗争，以天赋人权反对君权神授，要求取缔宗教信仰，高扬人的主体性，并将理性和科学摆在突出位置。启蒙运动并非尽善尽美，但为后世相关研究留下宝贵的思想遗产，德国古典哲学关于人之生命的论述即是启蒙精神的接续。康德认为人是一种理性存在，但不是上帝般的纯粹理性存在，而是既属于感官世界又属于理知世界的二重性存在[7]。在自然界中，人是中心、为自然立法；在道德实践领域，人要服从绝对命令以使行为合乎道德规范。他还提出将人作为目的而非手段，促进了人学发展，但绝对命令软弱无力[8]，陷入抽象人性论漩涡。费希特指出人就是行动即自我的内在冲动，行动是人存在的前提、决定人的本质，自我不仅是反思、认识的主体，也是独立性、创造性行动的主体，突出了人的能动性。他为自我配置3条基本原则：自我设定自我、自我设定非我、自我与非我的统一[9]。黑格尔将康德的纯粹理性和费希特的绝对自我改造成凌驾一切的绝对精神，并构建一个囊括万事万物万象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但绝对精神不过是高度抽象化和神化的人的精神，颠倒了人和其精神的关系。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并尝试建立唯物主义人本学说，然而其人本学是不彻底的半截子唯物主义，他看到的人是生物、直观、抽象的人，而不是实践、具体、历史的人。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也继承和发扬了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观念：在对自由、平等理念的贯彻落实上，启蒙思想家局限于反对宗教神学束缚，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辛辣揭露了资本主义弊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方案进行了构思、设计、描绘和试验性实施；在阶级立场上，启蒙思想家偏向于维护资产阶级权利，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开始关心劳动者利益。虽然空想社会主义将启蒙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没有正确认识到无产阶级的主力军地位和重要性作用。在当时，企图以社会改良而非暴力革命来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注定不可能成功。
（四）继承与超越：马克思人学生命观的创立
马克思全面继承欧洲历史上的人道主义传统，充分汲取和扬弃以往生命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科学人学生命观。马克思在启蒙的时代背景和家庭环境下长大，秉承自由、博爱、平等、公正、普遍幸福等价值理念，树立了全人类生命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坚定信念，相信人类必将迈向没有压迫的新社会。马克思深化了宗教批判和封建制度批判，深入探析宗教的社会根源、认识根源及消除路径，树立了无神论，认为人们现实幸福的获得只能靠自身去争取，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马克思以批判武器极力抨击资本主义各种不合理的现实、空洞抽象的理论学说并不断自我批判，使批判精神成为马克思主义真精神，超越了自由政治、现代形而上学、空想社会主义等生命立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抽象理性主义，认为其只注重精神思维，而未关注具体的人和物质生产劳动，因此摒弃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代之“现实的人”为基，并以实践导向的唯物主义重新塑造了黑格尔辩证法，剥离其唯心主义内核。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学说也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强调其在恢复唯物主义主导地位的同时却舍弃了辩证法精髓，拘于感性直观表象而未能理解感性活动的深层实践内涵，只理解人的生物性而不理解其社会历史性，所以马克思看到了人的真正解放只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而无产阶级革命在人类生命解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二、马克思人学生命观的问题意识
“每种思想都是一个真实的整体并由其自己的总问题从内部统一起来”[10]（P48），要从总问题出发思考核心要义[10]（P55）。在马克思人学生命观的演进中探究其问题意识，有助于在纷繁芜杂的概念和命题中抓住其思想真谛和深刻意蕴。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之生命的奴役与异化，提出人要在现存世界革命化中超越生命困境、获得生命解放、实现生命自由，这是贯穿和理解马克思人学生命观的枢纽。
（一）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命困局：抽象化与碎片化生存
资产阶级在扬起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又将主体的人颠覆破坏，使生命解放沦为空洞陷阱。这就是说，人刚得以从神的奴役下挣脱，又被牢牢束缚在资本逻辑中，造成人的生命受抽象统治[11]。资本获得了社会生产关系控制权，并取代人的现实主体性和个性而成为压倒一切的主宰。人没有实质性成为自己的主人，也未能实现真正的独立性自由，反而变成抽象化、碎片化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再度失落了。马克思多次指出代表“工具理性”而非人之“价值理性”的资本是“能动的主体”“过程的主体”[3]（P145），“资本的主体性”[12]（P121）的支配地位从经济延伸到全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资本魔力之所以如此强大，在于其与理性形而上学联姻，不仅发挥本性进行增殖与扩张，还借助理性形而上学来不断抬升其主体性地位。“理性”与“资本”合谋使资本逻辑以绝对性的主人身份逾越于整个人类之上。资本无限增殖成为个人及社会的最高目标，人变成物的奴隶。一方面，在资本运行和操控下，个人乃至整个社会都在为资本增殖服务，被资本逻辑全面把控和宰制。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充斥着世界，活劳动与资本主客颠倒，资本僭越人性和社会生活，人及社会只是资本附庸[13]。另一方面，物化情境中的物化存在成为普遍的生存生活形态，人更加注重以我为主、外在直接、个体化的实际利益并持续受商品统治。货币经济将人从传统社会结构和亲缘纽带中剥离，转而置换成商业、金钱、资本、利益，拜物、拜金主义冲击和侵袭着人们的意义世界。马克思还指出，现代社会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即物的关系统治着个人，偶然性压抑着个性，要求人们将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扭转过来[14]（P515）。
当一味逐物成为时尚，人们对精神的渴求愈益淡薄，感性个体的价值观念、理想信仰被标准化、抽象化、物质化抹杀，功利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工具与技术理性销蚀着人文精神和气息，冰冷的世界少了人情味。人只片面发扬物质向度而欠缺精神之维，使生命单极化、平面化而非平衡化、立体化，仅累积和增加外在财富，却没有幸福感的上升和内化。人们为了满足私有制刺激和调动的虚假需要，不惜牺牲生命统整性，只注重某一方面而不充盈综合素质和内心世界，在人与社会、自然、自身等多重关系上陷入分裂局面，生活日趋畸形。人越发焦虑、紧张、精于算计，为了所谓的生计激烈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罹患各种身心疾病，不是被温暖包围而是倍感孤独。总之，物质相对繁盛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没有让个体的归属感与存在感得到强化，反而使其更难以寻觅精神家园、存在之基，如浮萍一样没有灵魂地四处游走飘荡，无法安身立命。
（二）异化劳动：生命困局的根源与机制剖析
无异化的劳动生动体现人的类本质，人通过各种形式的劳动创造生命的全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不是生命本己性活动，而变成奴役人身心的桎梏和牢笼，使人的肉体和精神遭受摧残和折磨[15]（P159）。在涉及为什么物的世界增值与人的世界贬值成正比时，马克思其实是围绕着劳动这一症结在思考，人们谈及劳动时会被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这种提法已包含问题的解决方式[16]（P279）。劳动正是解答“历史之谜”的关键，蕴含着理解生命本身的谜底。一方面，人之生命本质和特性的异化，通过人的生命活动形成或表现；另一方面，马克思以人的生命主体视角探察现实的经济条件及其关系，指出以往全部人类史是人通过劳动自我诞生和创造发展的历史[16]（P310），是人以自身对象性活动不断推进的人类活动过程，他认为要变革生命异化就必须扬弃异化劳动，劳动异化是掀开生命异化面纱的锁钥。
马克思通过剖析异化劳动铺开了人的异化样态：一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生产的财富与其贫穷程度不成反比而成正比，劳动产品不是由劳动者占有[17]（P40-41），而是与劳动相对立并统治着劳动者[17]（P41）。二是劳动者同劳动活动相异化。劳动本应是劳动者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现在却与其背离，劳动者非但无法通过劳动实现自我认同与价值肯定，反而产生强烈的抵触、厌恶与自我反感情绪，不是自愿而是被迫的，感受到的不是幸福而是痛苦和不幸[16]（P270-271），劳动不属于劳动者而属于别人，劳动者的劳动和享受割裂、人性和动物性完全颠倒。三是劳动者同其类本质相异化。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人的类特性，可以使人的创造性得到能动的现实发挥，异化劳动却夺去人的类本质的实现机会和可能性，使人的生产活动同人异化，纯粹变成维持人肉体生存的手段，人的劳动与类生活分裂，劳动者失去对劳动的兴趣和热爱，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18]（P94）。四是人同人相异化。异化劳动使人与人疏离和对立，人类衍生出不同的等级、阶层、阶级，不仅表现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严酷统治，还体现在工人内部、资本家内部的相互敌对、激烈竞争和情感冷漠。
（三）现存世界的革命化：扬弃异化与生命总体性的复归
异化显现了人之生命具有缺损性、分裂性的生存事实，是人被奴役化的表征。马克思认为，人要克服异化、挣脱奴役就须超越资本逻辑弊端，在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变革生产关系、扬弃私有制和种种异化现象，寻获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马克思是资本逻辑的发现者和批判者，但没有一味否定或无视、抛弃资本，而是在看到资本消极本质的同时也肯定它起到的作用，主张以辩证否定立场和扬弃态度对待资本。他指出资本虽具剥削性，但能驱动生产力跃升与社会关系重塑，也为孕育更高级社会形态的多元要素提供营养土壤[19]。马克思坚持历史辩证法，强调既保留和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和先进文明成果，也批判和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制度体系。
以资本统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导致社会危机四伏，要解决矛盾、使人们跳出异化藩篱，必须找到一条现实的变革之路，这便是共产主义运动即共产主义革命实践。马克思指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可称为共产主义[14]（P40），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之生命自我异化的扬弃[18]（P120）。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事实证明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固有矛盾难以解决。随着经济水平提高，生产资料私有制将不折不扣地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镣铐，最终使它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5]（P182），因此，消灭私有制是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选择和不可替代的路径。当然，在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之后还要进一步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变革，以根本扬弃资本逻辑及其衍生的异化。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复归人的生命本性，实现对异己力量的重新支配，将物对人的统治变成人对物的享用，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由“物的依赖性”迈向人的“自由个性”阶段[13]，在更高的历史形态上实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20]、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真正解决存在与本质的抵牾、对象化和自我确证的矛盾、自由和必然的冲突、个体和类的对抗[16]（P297）。
三、马克思人学生命观的建构理路
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状况及矛盾危机的分析，马克思人学生命观以其鲜明的问题指向、深刻的实践品格与崇高的人文关怀，展现出从“现实的人”出发、经由实践这一核心中介、指向人的整体性生命存在的严密逻辑架构，为超越现代性生命困境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石。
（一）“现实的人”：马克思人学生命观的逻辑起点
不同于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理解生命的范式，马克思人学生命观不是始于抽象的观念或超验的设定，而是把“现实的人”作为鲜活而能动的理论基点，完成了哲学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现实的人”是处于社会历史中的具体的人，有着生存、发展、意义这三重需求：生存需求即为了维系自身生理存在的最基本需要，这是一切历史的前提；发展需求即人渴望以实践拓展能力的广度与深度；意义需求指人不拘于生物性存活，还会孜孜不倦追问生命价值和超越性。“现实的人”是囊括“人的自我意识、自由自觉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社会关系的总和、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四维层次的生命存在[21]：自我意识将人的生命活动作为意识对象，使人能够反思、筹划与选择，奠定了人的主体性前提；自由自觉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指人作为一种感性对象性的非静观生命存在，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对象化自身的意志、情感、审美，是人的本质的内在根据；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任何个体并非孤立原子，而是被编织在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关系构成的社会性网络中；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构成人的直接存在样态，呈现人在特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的微观日常生活，展示了人们如何组织生产、交往、理解世界等具象。“现实的人”处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大矛盾关系中：自然为人类发展提供生产生活资料依托，资本逻辑却疯狂攫取和掠夺自然资源，造成环境恶化和资源匮乏，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人丧失他人信任与友谊，从狭隘视野审视其对自己的价值，只看对方是否有用而非是否友好相处，这种交往危机直接导致人与社会对立，人群中弥漫着功利化、形式化、商品化、精致利己主义化的裂缝；人在丧失自然和社会的同时也丧失自身、迷失自我，为谋生不得不放弃自由自觉的类生活，私欲膨胀、精神空虚、内心残缺，被意义危机困扰，不断尝试“找家”并渴望“回家”，却始终找不到存在价值和目的归宿，陷入无家可归的落寞与寂寥。
（二）“实践”：马克思人学生命观的一以贯之之道
马克思人学生命观不是静态的描述或茶杯里的风暴，而是以实践瓦解了传统形而上学在书斋中建立的脱离现实的纯思辨大厦[22]，关切真实生活场域，贯通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感性与理性，使人们重新占有属于人的世界和关系[23]（P443）。首先，实践作为人之生命存在与发展的动力，是满足生存、发展、意义三重需求的根本途径：生存直接依赖物质生产，人们改造自然以获取生活资料，维系自然生命；满足发展需求同样仰赖于实践，人在改造外部世界中使本质力量对象化，生成新的技能、知识、能力，不断打破自身局限性；意义的实现也离不开实践，意义不是先验赋予或纯粹内省的产物，而是生成于主体与世界的能动性关系中。人在为实现某种价值理想而奋斗的洪流中找到生命的方向感和意义感。其次，实践是统整“人的自我意识、自由自觉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社会关系的总和、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四维层次的现实载体：人的自我意识并非无端产生，而是发生于实践并通过实践结果来反观自身；自由自觉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既是感性物质活动，又渗透着人的目的性与创造性；人的社会关系的演变，亦是个体在实践中被社会化而形成的关系网；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可谓特定历史阶段人类实践活动的总体样态与稳定模式。最后，实践是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大矛盾的基本方式。三大矛盾构成人的基本张力，而矛盾解决只能诉诸实践：实践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唯一途径，人类借此认识自然规律、利用自然力量，推动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社会关系生产和制度变革、交往形式完善、公正秩序建立等无一不需要实践，个体与共同体、自由与规范等的调解也依靠实践；人通过实践不断优化自我、规制欲望，在克服外在限制的同时超越内在局限，实现精神成长与人格健全，促进自我实现。
（三）“人的整体性生命存在”：马克思人学生命观的价值旨归
马克思人学生命观的价值理想聚焦于人的整体性生命存在，这意味着人的内在丰富性与外在可能性充分展开，以实践来达成人与世界的相互成全和协调一致。其一，满足人的三重需求。资本主义的罪恶之一即把人的丰富需求简化为单一粗鄙的生存欲望，甚至生存也朝不保夕。整体性生命存在首先保障生存，使人挣脱物质匮乏，获得基本的安全感，然后在此基础上满足发展需求，让人在智力、体力、审美与交往等方面大展身手，不再局限于片面化、专业化禁锢。人作为价值性存在，能够在更宏大的社会历史叙事与更深刻的自我理解中，定位生命的追求，建构意义世界。其二，统整人的生命四维存在。生命异化集中表现为人的生命四维存在割裂，实现人的整体性生命存在要重建其统一性与活力，唤醒并提升自我意识，使人从资本逻辑型塑的虚假意识中清醒，认识到自身的整体性需求与类本质，彰显主体的完整性；也要恢复自由自觉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本来面貌，使劳动不再是迫于生计的外在强制，而是成为发挥潜能、实现价值的自由创造活动和生命第一需要；还要改造并丰富社会关系的总和，打破基于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压迫性与物化关系，建立基于共同占有与自由个性的美好全面联系；最后要变革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其从消费主义的急功近利状态转变为符合人真正需要的可持续健康文明状态。其三，处理好三大关系。要超越人对自然征服的主客对立模式从而建立契合生态文明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图景。人不是自然的暴君，而是守护者与对话者，能在感受自然的生命律动中获得滋养。社会不压制个性而是提供个体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体不是社会的离心原子，其自由发展成为共同体繁荣的基础；通过向外开拓与向内省思以克服人的感性与理性、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的分裂，最终达成生命的丰盈与自由。
四、马克思人学生命观的辩证特质
马克思之所以能科学认识人之生命，在于他不把生命看作抽象或单维的存在，而是将其置于具体的生活世界中来整体考察，肯定人的现实存在和历史发展。人之生命不是虚幻、孤立、僵化的，而是具有自然性与类特性、社会性与历史性、文明性与进步性等辩证统一属性。
（一）自然性与类特性的统一
大自然在长期演化进程中，既产生了自发生命活动的自然物，也产生了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自然物，即人类。“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15]（P162）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马克思指认的“类存在物”，即人的生命活动，具有区别于动物的属人性。马克思强调，人类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对象性、关系性的，既建立了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也创造了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及文明。就此而言，人类既是自然而然的存在，更是自己创造自己的超自然的类特性存在。自然性与类特性构成人这一“类存在物”的双重规定性[24]。进一步看，人作为自然产生的“类存在物”，其生命活动既有自然性，又有摆脱动物生存方式的类特性，能够打造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利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和现实表明，“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25]（P479），因此，人超越狭义的动物的程度本质上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度。当然，这不仅需要创造更高的生产力即属人的自然界，也应反思和矫正人类文明发展方式。恩格斯提醒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5]（P769）。同样，我们也不能陶醉于人类目前所创造的文明。面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诸多现代性问题，亟需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人的自然性与类特性的相互规定，创建符合人的生命活动类本质和自然发展规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统一
“‘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而是人的社会特质。”[23]（P270）动物与世界的关系是直接的肯定性统一，而人类生命则要在动态变化的实践中不断创生、完善、发展和超越。因此，人不仅生存于自然界，而且通过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创造并生活于“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5]（P193），即现代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之中。就此而言，人的生命是群居性、历史性的存在，需要在与社会、集体、他人的合作交往中维持生存并获得丰富的生命内容。一个人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决定了这个人的发展[14]（P515）。人与人的互动协作促进了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通过冲破地域和民族界限的普遍交往推动世界历史形成。马克思既高度肯定工业以异化的形式创造了现代社会，也提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5]（P163）。这意味着，人的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人的社会历史性活动不仅承担着特定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带来的使命与责任，而且隐含着更为深层的超越经济、政治和社会需求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统摄人的认知、价值判断的对生活的“审美判断”[24]。马克思强调，“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5]（P189）。以实现美好生活为目的的人的活动才是按照美的规律构造的社会性、历史性生命活动，才能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的生命样态，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人的“全面的本质”，领会生命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受动性与主动性、自在性与自为性、有限性与超越性的有机统一。
（三）文明性与进步性的统一
相较于自发的动物状态、异化的社会对抗而言，文明一般指与野蛮相对立的状态，其现代含义是“进入开化状态的过程”[26]。马克思曾批判费尔巴哈把人只看做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而认识不到现代社会人们身处其中的感性世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5]（P528-530）。这告诉我们，人在追求自身目的的社会历史活动中，创造了体现人的本质规定和能力水平的感性世界和文明传统，并在文明的传承发展、交流互鉴中，以新的生命活动创造新的感性世界，且以之铺垫人类自身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先决条件。简言之，人之生命活动与条件彼此形塑，人作为历史剧中人与剧作者，“前提”与“结果”的辩证运动构成了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进发的历史逻辑。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从人的生命活动的主体性角度，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即人的存在和发展要经历从“人的依赖”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走向“自由个性”的阶段[12]（P52），这是一个自然历史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人以何种方式生产和拥有构成人类文明的感性世界，也就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类生命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24]。马克思坚信，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了必要条件，人类社会必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并创造出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真正体现人类生命本质和人文价值的新文明。
总之，马克思人学生命观的形成与创变，是对西方传统生命哲学批判性继承和革命性超越的一次思想进击。它直面资本主义现代性带来的生命奴役困境，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下生命存在的抽象化、碎片化。更可贵的是，马克思未止步于批判，而是以历史辩证法洞见资本的双重性，并指出扬弃生命异化的路径，即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变革生产关系，最终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现对类本质和类生命的全面占有与自由发展，达致“自由个性”的文明新境界。马克思人学生命观蕴含的哲思与智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获得了创造性激活与升华。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通过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夯实生命丰盈的物质根基，破解物的增值与人的贬值、世界历史“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论。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通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共生，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深刻体现了对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然性与类特性、社会性与历史性、文明性与进步性等辩证统一的生命本质的把握。概言之，中国实践正以其对资本的辩证驾驭与人文规约，探索一条既能释放“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12]（P90），又能有效驯服其自我增殖本性、防范其侵蚀生命价值的独特道路，昭示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光明前景。它启示人们，真正的文明进步必然是生命尊严的自主挺立、生命价值的普遍认可与生命潜能的自由绽放。这条道路的延伸，正是马克思人学生命观在21世纪最富生命力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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